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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对中国有何启发

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再次花落美国
，那些平日风光无限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理应反躬自问：是否配得上经济学家的称号，是否应少一些中国文人的浮躁和功利传统，像许三多一样“做有意义的事”。
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
当然，中国经济学家迄今不能获得诺贝尔皇冠的原因很多。一个原因是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落后。现代经济学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基础，倡导实证分析 *** ，技术性工具的引入让经济学成了社会科学中的“自然科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要求技术性和理论原创性兼备，而中国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或者是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者（比如高鸿业和厉以宁等），或者是更多地偏重于实践而不是理论原创（比如薛暮桥和吴敬琏等），因此不被诺贝尔奖青睐也情有可原，尽管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甚至经济改革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另外，诺贝尔奖更偏重于该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理论形成后一般要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虽然中国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是一个待解之谜，诺奖得主弗里德曼曾说过，谁能解释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谁就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目前似乎并没有一套解释中国奇迹的完整理论，即使有了也有待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当然，中国经济学科研和评估体制的短期化和功利化倾向也是重要原因，这也是自然学科同样面临的问题。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华裔科学家能够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和化学奖，却一直没有华裔经济学家获得经济学奖，甚至连获得提名都很少，这已经不能从中国经济学教育和科研体制的落后这个客观原因来解释，因为华裔经济学家大都在国外进行学术研究，同欧美经济学家的学术环境是一致的，为什么他们也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呢？这里面或许存在文化的因素。
经济学尽管纳入了数学和统计学等技术性学科，但仍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是一个真理性的亘古不变的理论，这就更多需要经济学家的“思想”来支撑，用简单的逻辑来解释复杂的现实生活，并进而影响决策和社会进程。因此，相比物理和化学等领域的科学家而言，在有中国生活背景的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身上，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已任的中国文人的色彩更浓，而他们也必然存在中国文人的通病，比如文人相轻、爱面子、浮躁、机会主义和功利主义等等。这种中国文人的通病是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障碍，特别对于生活在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来说，如果不能摆脱在转轨期间权力和资本的诱惑，其中国文人的通病将更为明显。
现代经济学更加重视“技术性”，目前在国际经济学界相对受认可的华人经济学家恰好大都集中“技术性”较强的计量经济学领域，这增加了该研究领域的华裔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包括邹至庄、白聚山、李龙飞、张俊森和艾春荣等。有意思的是除了邹至庄和艾春荣外，其他几位都是理工科出身，这也从侧面印证了中国文人的通病左右着经济研究的成果。事实上，中国文人的通病对自然学科领域也有影响。西南联大毕业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恰恰因为中国文人的通病而分道扬镳，给世人留下了不少遗憾。
当然，有规则就有例外，未来华裔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经济学家当然有机会获得诺贝尔奖。但如果不能摆脱浮躁的学风和文人相轻的习惯，不能更多地关注现实关注基础理论，就会丧失很多机会，即使获奖或许也只能集中在技术性更强的计量经济学领域。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评审委员会是什么级别

“2021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和优秀成果”评选工作已经于今日揭晓，这是自2016年举行首届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评选活动以来的第六届。回顾对比这连续六届评选工作，《经济学家周报》记者、“全民国防教育网”编辑分别采访了具体组织筹划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和优秀成果评选活动的评审办公室主任樊恭嵩教授，并提出了一些大家可能普遍关注的问题。下面是采访中有关问题的解答，谨为关心和参与国防经济学年度评选工作的专家学者提供参考。

问：今年为什么将年度评选结束时间提前一个月，出于什么考虑？

答：以前几届的评选活动都是始于9月5日发布通知，至当年12月中下旬结束，然后举行颁奖典礼仪式，而今年在一发布通知时就明确了评选结束时间定在11月中旬，比往届前移了一个月。这主要考虑两方面原因：一是避开12月份临近年终工作繁忙阶段，二是便于将年度评选结果与当年度的工作总结挂钩。因为以前评选结果揭晓后，特别是获奖证书发下来后，年度工作总结已经搞过了，使得当年的工作业绩不能在当年的工作总结中得到反映。鉴于此，经评审委员会主任评委研究确定，从今年开始，以后每届评选活动都按照当年11月中旬这个时间节点来安排评审工作步骤。

问：评选年度人物究竟是看年度贡献还是看多年以来的全部实绩？

答：从过去五届评选出的年度人物来看，在理论贡献和工作业绩上，比较注重于全面发展和综合实绩，特别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许多专家可以说是著作等身，理论成果特别突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因素的变化，现在申报年度人物的年龄层次已呈现出年轻化特点。如果说过去五届人选50岁以上的老教授老专家占多数，那么现在50岁以上的老同志已很少见，大都集中在45岁上下和30多岁年龄段，特别是30多岁的年轻人可能呈愈来愈多的趋势。如果把这些年轻人和以前当选年度人物的老同志相比，可能在理论功底或学术成果上会有差距，但这种差距是时间上的而不是能力水平上的。后来者居上，青入于蓝而胜于蓝。也许随着年龄增长，现在的年轻人将来要比我们过去的老同志更有能力水平。

鉴于此，评审委员会通过研究认为，年度人物评选应适时转向以年轻人为主流，对于申报者的评选标准应着重从当选年度或近年度的工作实绩来衡量，也就是说要把年度贡献率放在突出位置。比如说，作为一名专家学者，你在国防经济学理论上有了轰动世界、轰动全国或在全军范围产生影响的大作，或者你参与国家或军队决策论证做出了较大影响力的工作，那么你就可以被评为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再比如，你作为国防经济学实践工作者，在这一年度成为了全国全军表彰的先进典型，或取得了影响全国全军并可推广复制的经验模式等突出业绩，就可以当选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这一点也正符合国防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的本质属性。

所以说，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评选，不是对一个专家的终身成就评审，也不是对一个专家全部业绩进行盖棺论定，而是着眼于年度贡献和在军地论证决策中的影响力，与时俱进、不拘一格选拔领军人物。

问：参选年度人物，在军地双方有什么数量比例控制吗？

答：没有。多年来，由于国防经济学专业教学主要分布在军队院校，因此，前几届的年度人物军人占得多一些。前五届共评选41名年度人物，军队人员27人，地方人员14人。之一届军地比例是6∶1；第二届是7∶2；第三届是5∶2；第四届是6∶3；第五届是3∶6；今年第六届揭晓的比例是2∶5。从这一数据来看，军地双方比例从第五届开始出现转变，这种转变可以说是正常合理的变化。可以预见，随着国防经济、特别是军民融合战略深度推进，将会有更多的地方专家学者致力于国防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这就必然会引领中国国防经济学年度人物评审范围更多地向地方人员拓展。

问：在优秀成果评奖方面，为什么有的文稿字数并不多的专题报告获得一等奖，而有的大部头著作却落选？

答：一般来讲，大部头著作肯定凝聚作者更多的劳动，花费更多的时间，在评奖时理应受到重视。但文稿的数量规模并不是获高奖的唯一标准，更重要的还是要看文稿的质量水平。比如国防大学杜人淮教授、贺昆博士二人撰写的一篇专题报告，文稿并不长，但却评为一等奖，这就是以质论奖。他们所反映的问题，说出了大家想说而未说的话，及时上报有关部门，引起了决策者的高度重视。这种反馈问题带来的政策效应是极其巨大的，显然不是我们一个一等奖就能够体现的。这就如同1978年南京大学胡福明教授在《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获得国家大奖的道理一样。

问：对于评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有些想申报的专家还不太清楚，请您介绍一下好吗？

答：好的。关于年度评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总体上是考虑不同层级、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的均衡分布，但鉴于我国国防经济学教学科研工作的学科分布实际，大家普遍感到有几个单位是属于中国国防经济学的硅谷或战略重地，比如中央财经大学国防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等单位，从事国防经济教研人员和专业成果比较多，参与评委工作的人选相对就多一些。

年度评审委员会人员构成不是一成不变的，每年都有一些调整变化，或去或留，适度增补。今年的年度人物评审委员会共有评委51人，参与投票评委51人，百分之百参与投票了。另外还有候补评委2人，以备补缺。年度成果评委共有63人。可以说，我们这个评审团队，集聚了国内国防经济学界和相关部门、行业中的资深专家和权威人士，是值得信赖、值得骄傲，有着吃苦耐劳、无偿奉献精神的专家群体。

问：年度人物评审形式和组织原则是什么？要经历哪几个程序？

答：评审委员会主要以通讯评议为主，视情组织集中评议。由于这两年疫情影响，难以组织专家面对面集中评议。评审过程实行少数服从多数、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总量控制前提下，按照得票多少（且票数必须过半）确定候选人。下一步有可能试行票数达到评委人数的三分之二为入选依据。

年度人物的评审程序，除了申报环节外，评审办在完成材料汇总、分类归纳、确定简介、初步审议、拟定方案等初审工作后，主要按照“年度评审办公室初审推荐——51名全体常务评委民主投票——11名主任评委终审确定”的程序完成年度人物评审工作，最后由评审办负责对外信息发布。

问：以往当选年度人物的同时都被评为“国防经济学家”或“青年国防经济学家”，今年还有这种考虑吗？

答：关于“国防经济学家”称号评定，在之一至第四届年度人物评选时，都对当选的年度人物按照45周岁为界限评定为“青年国防经济学家”和“国防经济学家”，针对有特别突出贡献的专家评为“著名国防经济学家”。

通过这几届评选实践和评选范围的逐步扩大，原来这种评“学家”的做法，经过评审委员会研究认为有些不适应不科学。比如，一些长期在国防经济一线做实际工作的专家，他们结合本职业务开展经济的国防问题和国防的经济问题研究，这都是国防经济学作为应用经济学这一学科属性的客观必须，但这些一线应用型研究的专家可能比不上院校的教授们所具备的那些基础性理论或学科性成果，如果评“国防经济学家”，大家可能就觉得理论成果不足。再者，有不少专家也认为“学家”不是评出来的，而是在长期学术研究中形成的一种学术声望，为学界所公认的专家。所以，综合各方面情况考虑，经评审委员会主任评委研究决定，从第五届开始，对入选的年度人物不再评定“国防经济学家”称号，今年是第六届，也就不再考虑评定“国防经济学家”了。其实，年度人物本身就是非常好的名牌标志，已经是一个响当当的硬核称号。

问：面对当前我国疫情多发多变的严峻形势，今年的颁奖典礼仪式还能如期举办吗？

答：前几届颁奖典礼都是在北京举办，今年的颁奖典礼原打算在西安举办，后来西安市出现新冠病例后又拟定第二方案，准备继续在京举办。但鉴于目前我国新冠疫情呈多点多发不确定性，况且国家和各地方 *** 对防疫都有具体限制措施，不便于再组织人员跨省跨市流动。因此，经评审委员会主任评委研究确定，今年颁奖典礼暂不举行，待以后适当时机再补办或借助有关国防经济学术会议，邀请当选的年度人物和优秀成果获奖代表参加会议时补上授奖仪式。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基本情况

中心由林毅夫、张维迎、海闻等从海外归来的经济学家于1994创建，林毅夫教授为之一任中心主任。2008年5月，林毅夫赴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后，中心主任由周其仁暂任。2008年-2012年11月周其仁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2012年11月起，姚洋担任国发院第三任院长。
2008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基础上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组建，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作为国家发展研究院（NSD）内设机构（由于历史的影响现如今，大众所指ccer或中心就是如今的国家发展研究院），将集中精力组织学术、科研活动，推进经济学科建设，继续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当代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做出贡献。姚洋教授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主任，赵耀辉教授、朱家祥教授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副主任。 中心设有互联网页，介绍中心的基本情况，及时发布中心的研究成果和报道中心的各项活动。中心还建有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以促进中国经济学界的交流，该网已经成为中心发起的“中国经济学年会”的官方网站。
CCER的发展，得到了北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凝聚了一批具有共同理想和信念的师生员工的心血。回顾过去，展望未来，CCER将与时俱进，努力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为经济学的教学和科研做出更大的贡献，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为一所中国之一、世界一流的科研、教学机构。